支票貼現

　　疃(tuǎn)，在古代漢語詞典里，有兩個意思，一是指“禽獸踐踏的地方”，二是指村莊。
　　3月21日之前，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，並不認識這個“疃”字。當天凌晨的1時50分，位於山東省平度市的杜家疃村一夜成名。
　　杜家疃村農田裡，村民守地的一處帳篷突起大火，村民1死3傷。
　　案情四天后告破：村主任杜群山與承建商涉嫌雇凶縱火。
　　村民認為，村幹部本應是村民利益的保護者，如今卻成了犯罪幫凶。
　　而杜群山的同僚、杜家疃村村支書也對我大倒苦水。他在自然人和村支書兩個角色之間輾轉糾結。
　　村支書：講的都是心裡話，請你不要錄音
　　死者耿福林出殯那天，全村出動為其送行。
　　一輛黑色大眾轎車，卻在此時短暫停留在村委會，而後朝村支書家方向開去。小步跟隨之後，我驚喜地發現車子在村支書家停下了。村支書回家了!
　　而在此前近一周的時間里，數十家媒體四處尋找村支書、村主任，但收穫的只有落鎖的大門，關掉的手機。
　　但我並沒有第一時間敲響村支書的家門。作為一個討厭抽煙的人，我轉身回到村裡小賣部，掏14塊錢買了一包利群，一隻打火機。
　　敲門，自我介紹，表來意。村支書站在鐵門後猶豫。
　　遞煙，點火，套近乎。當我說完“基層工作不容易做吧”，村支書打開了鐵門。
　　事後我想，可能是這一句話，打開了村支書這個標準山東大漢的心扉，令他在我這個陌生記者面前大倒苦水。
　　近一個小時的聊天中，村支書滿滿的都是委屈。什麼基層工作“上邊壓，下邊擠”，什麼“上面要求這麼乾，群眾不理解”……類似的話，說起來收都收不住。他還一遍又一遍提醒我，“我跟你講的都是心裡話，請你一定一定不要錄音”。
　　我發現，他在自然人和村支書兩個角色之間矛盾糾結、無法自拔。作為自然人，他對村民深深同情;作為村支書，他又必須服從上級命令。
　　他坦承，對於村民們糾結的徵地前未召開村民大會等問題，他曾力主召開。但街道辦怕“炸了鍋”，不僅不准開會，還要求他做好群眾思想工作，維護群眾情緒穩定。
　　他私下裡也認為，村民要求的土地增值收益費應該分發到戶，但街道辦堅決不讓。一名負責人對此的解釋是，這筆錢怎麼分配沒有規定。村民分錢暴富後，會好吃懶做，甚至道德淪喪。
　　“我是村支書，我是共產黨員，必須服從命令，聽從指揮。”在控制不了村民扎帳篷守地、到處上訪的局面後，村支書說，自己口頭向上級提出辭職。
　　但並未獲得准許。街道黨委回覆“這多大點事兒?哪個村子沒有點事兒”。“沒想到，3天后就發生事情了。”說這話時，村支書滿臉懊悔。
　　村民：他在打悲情牌博同情
　　有村民事後得知村支書在我面前大倒苦水，告訴我這是他在打悲情牌博取同情。
　　村民對村主任、村支書的不信任，也許從三年前的杜群山競選村主任時，已埋下了種子。
　　不少村民懷疑，2011年杜群山“不惜30萬重金買票爭當村幹部”，就是因為村集體收益這塊蛋糕越來越誘人。村民李作軍說，“像農用地征收，一畝地出讓之後值幾十萬、上百萬元，賣地時留一手，十來萬就到手了。補償款多留一天，光是存銀行就能產生不少利息。”
　　還有村民翻出了2011年，杜群山競選時發的一封公開信，信中說：“土地是祖祖輩輩留給我們的共同資產，也是杜家疃老少爺們兒的家園，更是我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唯一空間……絕不賣一分一釐土地是我莊嚴的承諾!”
　　“其實我們不拒絕徵地拆遷，就跟外面人想的一樣，一徵地，大家就都發財了。”村民李某曾向我坦陳。
　　但村民們說，他們無法容忍的是，不開村民大會，村裡偷偷摸摸就將土地賣給了開發商。賣完了土地，還不將數百萬的土地增值收益費下發給他們。
　　鳳台街道辦一負責人說，前者不是問題，“根上還是如何分錢的問題”。
　　不管怎樣，在對村幹部、街道辦喪失了信心之後，村民開始了自發的維權之路。從採訪的第一天開始，我發現，事件所涉及的核心事實，村民都留存了照片、錄音、視頻等證據資料。
　　採訪多戶村民時，他們都提到，為維護權利，專門購買了DV攝像機、偷拍機、錄音筆、智能手機等。
　　300多年的村莊，終要上樓的農民
　　不論心理上已經離了多遠，目前，杜家疃村，還是村支書、村民共同生活的地方。
　　這個緊挨著平度市區的村子，共有197戶647人。村裡道路橫平豎直，房舍風格一致，一看就是統一規劃的結果，與江南農村“大珠小珠落玉盤”的點狀式佈局，形成鮮明對比。
　　在村委會院落里，矗立著一黑色石碑：“明萬曆年間，杜寶林由四川省遷此替人看護墳墓，後代繁衍在此，取名杜家疃村”。
　　300多年繁衍，李姓與杜姓一起，成為村裡兩戶大姓。村長、村支書、村委會幹部人選，數十年來在這兩大姓中產生。
　　村民一邊為村子有超300年的歷史感到驕傲，一邊感嘆已無法阻擋城鎮化步伐。村子四周，“華府”、“世家”、“豪庭”、“上城”、“府第”等擁有“高大上”名字的樓盤，拔地而起。在遮天的黃土中，繁忙的起吊機，組成了這座膠東小城唯一的天際線。
　　村民們知道，等到村南側的樓盤建成，整個村莊終將被城市“包圍”，他們終有上樓的那一天。
　　我猶記得採訪村支書時的情景。起身要走那刻，他把我叫進了書房。書桌上，一張發黃的信紙承載著一封辭職信。“你敲門時，我剛開始寫。”他說。
　　信中有這樣一句話：“我實在無能為力，控制不了局面……”
　　新京報深度報道部記者 楊鋒 《平度縱火暴行背後的徵地糾紛》報道作者之一、獨家採訪杜家疃村村支書
　　責任編輯：祝炳琨　　（原標題：【手記】平度縱火案背後：互不信任的“官”與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