疃(tuǎn),在古代漢語詞典里,有兩個意思,一是指“禽獸踐踏的地方”,二是指村莊。
  3月21日之前,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,並不認識這個“疃”字。當天凌晨的1時50分,位於山東省平度市的杜家疃村一夜成名。
  杜家疃村農田裡,村民守地的一處帳篷突起大火,村民1死3傷。
  案情四天后告破:村主任杜群山與承建商涉嫌雇凶縱火。
  村民認為,村幹部本應是村民利益的保護者,如今卻成了犯罪幫凶。
  而杜群山的同僚、杜家疃村村支書也對我大倒苦水。他在自然人和村支書兩個角色之間輾轉糾結。
  村支書:講的都是心裡話,請你不要錄音
  死者耿福林出殯那天,全村出動為其送行。
  一輛黑色大眾轎車,卻在此時短暫停留在村委會,而後朝村支書家方向開去。小步跟隨之後,我驚喜地發現車子在村支書家停下了。村支書回家了!
  而在此前近一周的時間里,數十家媒體四處尋找村支書、村主任,但收穫的只有落鎖的大門,關掉的手機。
  但我並沒有第一時間敲響村支書的家門。作為一個討厭抽煙的人,我轉身回到村裡小賣部,掏14塊錢買了一包利群,一隻打火機。
  敲門,自我介紹,表來意。村支書站在鐵門後猶豫。
  遞煙,點火,套近乎。當我說完“基層工作不容易做吧”,村支書打開了鐵門。
  事後我想,可能是這一句話,打開了村支書這個標準山東大漢的心扉,令他在我這個陌生記者面前大倒苦水。
  近一個小時的聊天中,村支書滿滿的都是委屈。什麼基層工作“上邊壓,下邊擠”,什麼“上面要求這麼乾,群眾不理解”……類似的話,說起來收都收不住。他還一遍又一遍提醒我,“我跟你講的都是心裡話,請你一定一定不要錄音”。
  我發現,他在自然人和村支書兩個角色之間矛盾糾結、無法自拔。作為自然人,他對村民深深同情;作為村支書,他又必須服從上級命令。
  他坦承,對於村民們糾結的徵地前未召開村民大會等問題,他曾力主召開。但街道辦怕“炸了鍋”,不僅不准開會,還要求他做好群眾思想工作,維護群眾情緒穩定。
  他私下裡也認為,村民要求的土地增值收益費應該分發到戶,但街道辦堅決不讓。一名負責人對此的解釋是,這筆錢怎麼分配沒有規定。村民分錢暴富後,會好吃懶做,甚至道德淪喪。
  “我是村支書,我是共產黨員,必須服從命令,聽從指揮。”在控制不了村民扎帳篷守地、到處上訪的局面後,村支書說,自己口頭向上級提出辭職。
  但並未獲得准許。街道黨委回覆“這多大點事兒?哪個村子沒有點事兒”。“沒想到,3天后就發生事情了。”說這話時,村支書滿臉懊悔。
  村民:他在打悲情牌博同情
  有村民事後得知村支書在我面前大倒苦水,告訴我這是他在打悲情牌博取同情。
  村民對村主任、村支書的不信任,也許從三年前的杜群山競選村主任時,已埋下了種子。
  不少村民懷疑,2011年杜群山“不惜30萬重金買票爭當村幹部”,就是因為村集體收益這塊蛋糕越來越誘人。村民李作軍說,“像農用地征收,一畝地出讓之後值幾十萬、上百萬元,賣地時留一手,十來萬就到手了。補償款多留一天,光是存銀行就能產生不少利息。”
  還有村民翻出了2011年,杜群山競選時發的一封公開信,信中說:“土地是祖祖輩輩留給我們的共同資產,也是杜家疃老少爺們兒的家園,更是我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唯一空間……絕不賣一分一釐土地是我莊嚴的承諾!”
  “其實我們不拒絕徵地拆遷,就跟外面人想的一樣,一徵地,大家就都發財了。”村民李某曾向我坦陳。
  但村民們說,他們無法容忍的是,不開村民大會,村裡偷偷摸摸就將土地賣給了開發商。賣完了土地,還不將數百萬的土地增值收益費下發給他們。
  鳳台街道辦一負責人說,前者不是問題,“根上還是如何分錢的問題”。
  不管怎樣,在對村幹部、街道辦喪失了信心之後,村民開始了自發的維權之路。從採訪的第一天開始,我發現,事件所涉及的核心事實,村民都留存了照片、錄音、視頻等證據資料。
  採訪多戶村民時,他們都提到,為維護權利,專門購買了DV攝像機、偷拍機、錄音筆、智能手機等。
  300多年的村莊,終要上樓的農民
  不論心理上已經離了多遠,目前,杜家疃村,還是村支書、村民共同生活的地方。
  這個緊挨著平度市區的村子,共有197戶647人。村裡道路橫平豎直,房舍風格一致,一看就是統一規劃的結果,與江南農村“大珠小珠落玉盤”的點狀式佈局,形成鮮明對比。
  在村委會院落里,矗立著一黑色石碑:“明萬曆年間,杜寶林由四川省遷此替人看護墳墓,後代繁衍在此,取名杜家疃村”。
  300多年繁衍,李姓與杜姓一起,成為村裡兩戶大姓。村長、村支書、村委會幹部人選,數十年來在這兩大姓中產生。
  村民一邊為村子有超300年的歷史感到驕傲,一邊感嘆已無法阻擋城鎮化步伐。村子四周,“華府”、“世家”、“豪庭”、“上城”、“府第”等擁有“高大上”名字的樓盤,拔地而起。在遮天的黃土中,繁忙的起吊機,組成了這座膠東小城唯一的天際線。
  村民們知道,等到村南側的樓盤建成,整個村莊終將被城市“包圍”,他們終有上樓的那一天。
  我猶記得採訪村支書時的情景。起身要走那刻,他把我叫進了書房。書桌上,一張發黃的信紙承載著一封辭職信。“你敲門時,我剛開始寫。”他說。
  信中有這樣一句話:“我實在無能為力,控制不了局面……”
  新京報深度報道部記者 楊鋒 《平度縱火暴行背後的徵地糾紛》報道作者之一、獨家採訪杜家疃村村支書
  責任編輯:祝炳琨  (原標題:【手記】平度縱火案背後:互不信任的“官”與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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